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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书法真迹 李白《上阳台帖》 东方白大草书画社书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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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 6 2007-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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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仅存行草书书法真迹 《上阳台帖》Li Bai--------
唐朝时诗的国度又是书法的国度,那模范千载的唐楷,那恣肆雄健的狂草,无不是书法史上耀眼的光华。作为唐朝诗人,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明堂赋》、《早发白帝城》等多首,李白的光辉同样映射到了书法史上。李白书法流传下来的书法真迹仅有一副——《上阳台帖》。《上阳台帖》为天宝三年(744年)李白与杜甫、高适同游王屋山阳台观时所作。李白寻访司马承祯,待到达阳台观后,方知司马承祯已经仙逝。不见其人,惟睹其画,有感而作《上阳台》:“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此帖为纸本,墨迹,行草书,纵28.5cm 横38.1cm,5行,25字,有款,款署“太白”二字,麻纸卷裱,加上后人的题跋,长约3米,为李白书自咏四言诗,用笔纵放自如,快健流畅,于苍劲中见挺秀,意态万千。结体亦参差跌宕,顾盼有情,奇趣无穷。《上阳台帖》引首清高宗弘历(康熙)楷书题“青莲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一行。后有宋徽宗,元张晏、杜本、欧阳玄、王余庆、危素、驺鲁,清乾隆皇帝题跋和观款。帖后宋徽宗赵佶跋文为:“太白尝作行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可觉人物两望,身在世外一帖,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元代张晏跋曰:“谪仙尝云:欧、虞、褚、陆真奴书耳。自以流出于胸中,非若他人极习可到。观其飘飘然有凌云之态,高出尘寰得物外之妙。尝遍观晋唐法帖,而忽展此书,不觉令人清爽。”元代书法家欧阳玄在观赏了诗仙李白的此帖后,题诗云:“唐家公子锦袍仙,文采风流六百年,可见屋梁明月色,空余翰墨化云烟。”   《上阳台帖》曾入宣和内府,后归贾似道,元代经张晏处,明藏项元汴天籁阁。清代先为安岐所得,再入内府,清末流出宫外。民国时入张伯驹手,现存故宫博物院。这件仅有25个字的行草书帖,浑厚、凝重,快捷流畅;行距大,留白多,大开大合,给人想象的空间大;结体参差跌宕,仪态万千,字间情意绵绵,顾盼有情;苍劲中见挺秀,豪气雄健。 李白之于书法有自己的见解,从他的论书诗《王右军》《草书歌行》中可见一斑。《王右军》赞赏王羲之书法的清真、洒脱,《草书歌行》描述狂草书家怀素的创作状态,提出“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上阳台帖》字少,尺幅小,如果不看最后太白二字,很难想象出自李白之手: 一是我们心目中的李白是那种豪放飘逸,“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之辈,能写出惊险、奇丽的《蜀道难》,能写出挟天风海涛的《将进酒》,具有开阔胸襟和恢宏气度,接近张旭、怀素那般浪漫情调的形象,书法也应该像《古诗四帖》《自叙帖》那般连绵不断、逸势奇状、莫可穷测; 二是李白常与酒中仙人贺知章、张旭互追随、常相聚、同举杯、共唱吟、舒胸臆、畅豪情,以他的才情,书法应是笔走龙蛇、波幅不定的。《上阳台帖》是李白传世的唯一书迹。其落笔天纵,收笔处一放开锋。 宋黄庭坚评李白的诗与书云:“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山谷题跋*题李白诗草后》)。 徐邦达认为此帖较为粗率,用笔疑似宋代散卓笔肥厚,缺少唐代硬毫笔的特征,认定其为伪作。 启功认为,此帖有李白题款,有宋徽宗亲自鉴赏的题跋,题签,并且与李白豪迈之风相符,鉴定为李白真迹。
----------------李白《上阳台帖》考证-----------------
《上阳台帖》,唐,李白书,纸本,纵28.5厘米,横38.1厘米。草书5行,共25字。《上阳台帖》是李白所书自咏四言诗。 释文:“山高水長,物象千萬,非有老筆,清壯可窮。十八日,上陽臺書,太白。” 引首清高宗弘历楷书题“青蓮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 唐李太白上陽臺”一行。 后纸有宋徽宗赵佶,元张晏、杜本、欧阳玄、王馀庆、危素、驺鲁,清乾隆皇帝题跋和观款。 卷前后及隔水上钤有宋赵孟坚“子固”、“彜齋”、贾似道“秋壑圖書”,元“張晏私印”、“歐陽玄印”以及明项元汴,清梁清标、安岐、清内府,近代张伯驹等鉴藏印。 这是李白传世的唯一书迹。其落笔天纵,收笔处一放开锋,宋黄庭坚评李白:“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山谷题跋》) 此帖曾入宣和内府,后归贾似道,元代曾经张晏处,明藏项元汴天籁阁。清代先为安岐所得,再入内府,清末流出宫外。民国时入张伯驹手,新中国成立后献给国家。1958年此帖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清安岐《墨缘汇观》、内府《石渠宝笈·初编》等书有著录。
作者简介:徐邦达(1911-2012),浙江海宁人。我国当代著名的书画鉴定家,曾任故宫博物馆研究员、中央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理事。有“徐半尺”之誉一一说他独具慧眼,鉴定书画时,常于画轴展开半尺之际,已辨出真伪,故海内外尊为“华夏辨画第一人”。
李白,字太白,山东人。“少有逸才,志气宏放。”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刿中,嗜酒,终日沉饮。“贺知章见白,赏之。曰:天上谪仙人也。”以从永王璘,坐流夜郎,遇赦得还,卒于当涂。生圣历二年已亥,卒宝应元年壬寅(公元699-762年),年六十四岁。小传见新旧《唐书》。 白工诗,与杜甫友善,称“李杜”。书法世已无传,这里记述古伪本一件。 一、上阳台帖卷 行书 《石渠宝笈初编》卷一三著录《上阳台帖》一卷,云: 素笺本,草书。高八寸八分,广一尺一寸九分。上等黄一。 本文实为草中带行,文曰: 山高□□□□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前隔水上瘦金书:“唐李太白上阳台”标题一行,后纸瘦金书跋: 太白尝作行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忘,身在世外。”一帖。字划飘逸,毫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 均无印玺。帖上有“子固”、“秋壑图书”二印。 后又纸元张晏跋,云: 谪仙书传世绝少,尝云欧、虞、褚、陆真书奴耳。自以流出于胸中,非若他人积习可到。观其飘飘然有凌云之态,高出尘寰,得物外之妙。尝遍观晋唐法帖而忽展此书,不觉令人清爽。当时沉香亭待醉,高力士脱靴,宜矣。时大德九年岁在乙巳(公元1305年)正月廿五日,集贤学士张晏敬书。 又杜本跋云: 唐人无不能书者,盖有其源流耳。尝闻赵文敏公之言:以为赋诗作文及书与画,无不用工。至于名世传后,则各有其品,太白之书何如长史?然豪雄浑壮,固不异也。杜本观。 又欧阳玄诗题,不录。又金华王余庆“至正丁亥正月”观款,时在“同里陈达氏京师寓舍观志之斋。”又危素识“东阳童梓、良仲携观”。又驺鲁观款。卷前后有张晏和明项元汴诸印,清梁清标、安岐诸印,乾隆、嘉庆内府诸玺。民国中入张伯驹手,建国后献之中央国务院。今藏故宫博物院。 按此帖书法用笔粗率,收笔处往往一放开锋,毫无含蓄。此又与晋、唐人用硬劲笔的开叉不同,大致是宋人散卓无心之笔所书。不但不能是李白,恐连时代都不够五代以前。考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二①所辑“跋翟公巽所藏石刻”中一条,云:“李翰林醉墨,是葛八叔忱赝作,以尝其妇翁诸苏,果不能别。”此条在南宋董史《皇宋书录》中收辑在“葛蕴”名下,因知叔忱名蕴,“诸苏”当是苏舜钦、舜元辈,当时都负鉴赏名。“果不能别”,可见葛氏的书法手段是很高明的。董史又录曾鞏语云:“葛君能属文,又长于诗,特善书,或以淡墨尘纸戏为之,假古人之闻名者以传而人莫辨也,惜其早世,不大显于世。” 葛蕴本款书我没有见到过,《上阳台帖》一类的伪李白书,不知是否就是葛氏手笔。以书法风格论,确近那个时代——北宋;而“淡墨尘纸”,也是此本的特色。 又考卷中的瘦金书标题和后跋,《石渠宝笈》中称之为宋徽宗书,但无宣和等七玺,论书体稍觉瘦嫩,疑为在端王时代所书——早笔。按赵佶即位那年只二十岁,那么,此书必然在二十岁以前所作。蔡絛《铁围山丛谈》中曾记载他在“端邸”时就以书画知名,可见他是一位年轻时已经有了一定艺术成就的“早慧”者。他的有年款的墨迹,最早见正书《千字文》卷,作于崇宁三年甲申(公元1104年),时年二十三岁,笔法也较软弱,和此卷上的签跋书体差不多,亦可为佐证。又考在欧阳询书《季鹰帖》的后面也有类似书体的题跋一段,应该也是赵佶书早笔。 宋元离唐代还不算太远,但是赵佶、张晏等鉴藏家照样对唐人的伪迹“不能别”,我们千万不要无条件地相信古人,此即一例。 注释: ①明黄嘉惠辑有《苏黄题跋》各四卷行世。 附两篇相关文章:
启功鉴定李白《上阳台帖》 ——一幅让启功先生无法道真的李白“真迹”
唐代诗人李白大家都非常熟悉,他一生作诗无数,但他书作传世极少,存世真迹《上阳台帖》弥足珍贵,堪称“国宝”。 《上阳台帖》卷前有宋徽宗瘦金书标题“唐李太白上阳台”,卷后有元人张宴,明人项元汴以及清帝乾隆、嘉庆、近代张伯驹等鉴藏印。已故国学大师启功曾撰文《李白<上阳台帖>墨迹》,确认其为李白真迹。 启功先生认为: 一,此帖有李白题款,有宋徽宗亲自鉴赏的题跋,题签。宋徽宗上距李白的时间,以宣和末年(1125年)上溯到李白卒年,即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仅仅360多年,如同今人鉴定晚明书法,并不困难。南宋鉴定家赵孟坚等人的鉴定意见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所谓字如其人,李白用笔不循故常、天马行空,与李白的豪迈诗风相吻合,时代风格明显。 三、经反复鉴定,“太白”二字为用毛笔写出来的,与全文书写方式一致,并无任何钩摹痕迹,不是后添款,鉴定为李白真迹。 所以,对于启功先生对《上阳台帖》的鉴定意见,部分专家是存疑的。因为觉得启功先生提出的几条理由每条都不太够有说服力。 首先,启功先生认为《上阳台帖》因为有宋徽宗的题跋、题签,所以《上阳台贴》是真迹。这是一种何等智慧又狡黠得说法,是不是他对这幅作品充满了疑问或者持有否定意见,但又迫于某种避讳,对此贴的鉴定给出了一种不能让世人完全认可的说法,值得我们思考。作为当代我国最卓越的书画鉴定专家是不可能因为别人的鉴定结论而影响自身的判断的。 其次,缺乏逻辑性。宋徽宗编写的《宣和书谱》里边,明确收录了李白的几幅作品,其中根本就没有《上阳台帖》,而且在之后的官方收录记载里,《上阳台帖》仅从清代开始才有了第一次明确的收藏著录,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上阳台帖》可能连宋代都不到?并且在清代梁清标家《装余偶记》第六卷中明确记载,唐李太白上阳台书,纸本,徽宗标签,后有祐陵题,系赝本,与女史箴后题出自一手。惟张晏、杜本等跋佳。由此可以看出,徽宗题字应为伪造,如果徽宗题字为真,《宣和书谱》为何不收录此帖,理论上根本说不通。 第三点,书法作品和落款是一个有机整体,书法文人在创作完作品后都会直接留款,又何来后加之说,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性问题。启功先生却把这点作为鉴定《上阳台贴》的基本意见之一,是不是有点太过牵强,或者从这一点我们是否能够直接推断启功先生在鉴定此贴时的无奈。如果这件作品根本就不是李白本人所写,落款“太白”为毛笔所写与前文一致又如何,没有任何参照价值。 第四点在于所谓“宣和七玺”的缺失。存世至今且在宋代《宣和书谱》中有所记述的旧藏法书(传世著名书法作品之堪为楷模者谓之法书),大多是帖前有宋徽宗题签,签下押双龙圆玺,帖的右下角钤“宣和”连珠玺,左上角和左下角分别钤“政和”和“宣和”小玺,后隔水与拖尾接缝处钤以“政和”连珠玺,尾纸上则钤以“内府图书之印”九叠文大印。 “双龙”圆玺和宋徽宗“宣龢”,“宣和”,“政龢”诸玺“内府图书之印”九叠文大印 在上阳台帖中,我们看不到“宣和”、“政和”诸玺和内府图书九叠文大印的痕迹。 一直以来,书画鉴定界人勇于各抒己见,尽管这些意见可能还只是假设和推测。我们本无需苛求鉴定专家们。因为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譬如留下的作品太少,无法建立基准作品,亦无其他的文献可征引,对于一些艺术品的作者、年代的判断只能付之阙如,鉴定古书画确实很难。所以,我们希望今后能多借助现代科技的赋能,比如碳14测量,让书画鉴定具有客观性。可反复检验,不会因鉴定家的立场、心理、目的不同而改变检验的结果,所得结果因此能具有很强的公信力。
宋纸上的《上阳台帖》如何能是李白所写?
李白以诗仙著称,相信大多数人都没见过其草书作品。在近期播出的《国家宝藏》中,国宝守护人守护的国宝就是相传李白唯一传世草书《上阳台帖》。 在《国家宝藏》的节目中,对李白的《上阳台帖》的前世今生做了情景再现的优秀演绎。 《上阳台帖》为自咏四言诗——“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是李白寻找故人,但是发现故人已经逝去,感慨之下而写的书法作品。该诗共25字,既赞颂了王屋山高耸之势,又赞颂司马承祯的作品和他的为人,抒发了作者对其的仰慕之情。 李白的《上阳台帖》为草书墨迹,高28.5厘米,长38.1厘米,麻纸卷裱,加上后人的题跋,长约3米。引首为清高宗弘历楷书题“青莲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一行;后纸有宋徽宗赵佶,元张晏、杜本、欧阳玄、王馀庆、危素、驺鲁,清乾隆皇帝题跋和观款;卷前后及隔水上钤有宋赵孟坚、贾似道、清内府、张伯驹等鉴藏印。 专家分析认为,李白的《上阳台帖》的纸质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宋代及宋代以后的纸张。 宋代纸正面洁白光滑,质地坚韧,耐久性很强,如不着潮经久不会变质,但这种纸是从宋朝才开始使用。《上阳台帖》目测就可以确定非唐代纸张。宋代的纸对风吹日晒因有很大抗性,所以有些宋元印本,流传至今将近千年,依然完整如新。而李白的《上阳台帖》正是选用了这种纸张,才能让我们在1000多年后看到古人的风采。 造纸业发展至今,每个时期的造纸工艺与所选用的原料,都有着各个时期自己的特点。而由众多流传下来的唐代作品看,唐代的纸张远远达不到宋代纸张的质量标准,唐代纸张因其造纸技术的局限性,纸张工艺与宋代差异极大,纸张纤维和帘文都明显不同,不能达到如《上阳台帖》用纸的细腻程度。 毫不夸张的说,《上阳台帖》用纸如此细腻,其造纸技术至少要比唐代领先几百年。试问,作为唐代的李白是如何能使用到300年后的宋纸,去书写《上阳台帖》的呢?答案值得玩味。
The only known surving calligraphy by Li Bei
Palace Musuem,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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