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古诗四贴》 

   狂草巨作《古诗四贴》 辽宁省博物馆藏，墨迹本，五色笺，凡四十行，一百八十八字。传为张旭狂草之作，极为珍贵。其内容，前两首是庾信的《步虚词》，后两首是南朝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四五少年赞》（疑为伪托）。《古诗四帖》通篇气势磅礴，布局大开大合，奔放纵逸，连绵不断。落笔千钧，狂而不怪，运笔遒劲，圆头逆入，功力浑厚。行笔出神入化，给人仪态万千之感，笔断意连，令人遐想无限。笔法字体方中有圆，书写中提按、使转、虚实相间。纵观通篇结构隽永，章法严谨、行间布局疏密呼应、错落有致、刚柔相济、浑然一体。无论从通篇还是从局部单字来看，气韵生动，曲水流觞，藏锋使转直入，线条刚劲，动人心魄。如果没有高超的艺术修养，没有成竹在胸的功底是书写不出来如此巧夺天工的完美巨作。行文跌宕起伏，动静交错，满纸如云烟缭绕，实乃草书颠峰之篇。《古诗四帖》可以说是张旭全部生命的升华，是书法美和自然美的交点，民族艺术的精华。

    释文：东明九芝盖，北烛五云车。飘飖入倒景，出没上烟霞。春泉下玉霤，青鸟向金华。汉帝看桃核，齐侯问棘（原诗为枣）花。应逐上元酒，同来访蔡家。北阙临丹水，南宫生绛云。龙泥印玉简（原诗为策），大火练真文。上元风雨散，中天哥（原诗为歌）吹分。虚（原诗为灵）驾千寻上，空香万里闻。 谢灵运王子晋赞。淑质非不丽，难之以万年。储宫非不贵，岂若上登天。王子复清旷，区中实譁嚣。喧既见浮丘公，与尔共纷繙（翻）。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衡山采药人，路迷粮亦绝。过息岩下坐，正见相对说。一老四五少，仙隐不别可？其书非世教，其人必贤哲。

 张旭《古诗四帖》的考证

   谢稚柳著《鉴余杂稿（增订本）》中《唐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宋黄山谷<诸上座>与张旭<古诗四帖>》两文结论是《古诗四帖》为张旭真迹，理据如下：
　　
　　一、董其昌的论证。
　　董见了四帖一口咬定便是张旭所书，因为“狂草始于伯高”，还因为此帖风格与长史另两帖《宛陵诗》、《烟条诗》相近。然而《宛陵》、《烟条》现已不存于世，谢先生就举明詹景凤《东图玄览》的描述以证两帖与古诗帖实乃同一风格。
　　
　　二、倒推的内证。
　　无有力的外证，谢先生就从书法风格、传承这些内证入手。首先论张旭草书乃晋唐之间的新体，而颜真卿是亲受笔法于张旭，怀素又从颜真卿处辗转得闻。于是颜真卿《刘中使帖》、怀素《自叙帖》中某些结体、风貌的单字酷似古诗帖亦多少证明古诗帖为真迹。
　　
　　谢先生论列黄山谷书帖，首先破除明清以来山谷学怀素的成见，以为山谷草书得力于张旭的为多，《诸上座帖》“其中若干字与《古诗四帖》可谓波澜莫二。”“山谷每论书，几乎言必称张旭，真是情见乎词了。”以山谷之好张，两帖之相近，可见古诗帖为真迹。
　　
　 谢先生如此论证古帖的真伪倒使人不解，因为所列的几条都算不得牢靠。
　
　 董其昌自是书界大老，然而他的论证功夫可称“玄学派”、“名士派”，如论这《古诗四帖》：“项玄度出示谢客真迹，余乍展卷即定为张旭。”真是好神奇呀。董其昌考证的轻率早有启功先生著文述之，董引《烟条》、《宛陵》证《古诗四帖》，何以见得《烟条》、《宛陵》便是张旭所书？如今天壤之间两帖杳然，死无对证，谢先生爱之心切，竟以詹景凤的文字描述为据，确实牵强。况认此帖为长史真迹也仅为董其昌一家之言，何能据为的论？先于董氏在此卷题跋的丰坊就认为书风约略近于贺知章，也是一说。
　　
　　谢先生说如今的书画鉴定注重外证，太忽略风格、传承此类内证。话是没错，但针对《古诗四帖》的具体问题，实在也有些底气不足。颜真卿、怀素、黄庭坚就算真的习过长史笔法，凭几个字的近似就能证明眼前的这件《古诗四帖》就是真迹了？书法创作，偶有结体趋近并不足怪。譬如今日突然新出了一件董其昌书，而康熙皇帝正是以学董书出名的，以康熙手迹中某字某字与其相似便认此书为真迹，可乎？引黄证张，正是如此。依启功先生看法，《古诗四帖》为宋朝人书，我倒可以说写古诗帖的人临过颜真卿、怀素、黄庭坚的字，故落笔之际往往而有影响。 　
　　一般考论文章，有力的证据就一再强调其重要，不利的证据便轻轻带过，谢先生也不能免俗。如说：“丰坊是对历代法书识见极广的鉴赏家和书家，然而始终辨认不清，正是由于因张旭的书体久不为人所熟悉。”对啊，丰考功“识见极广”的人都辨认不清，董其昌就能辨清了么？而且丰坊也非凭空臆测，他是比较了历代历家书体，觉得与贺知章最为相近，才说：“唐人如欧、孙、旭、素，皆不类此，惟贺知章《千文》、《孝经》及‘敬和’、“上日”等帖，气势仿佛。知章以草得名......弃官入道，在天宝二年，是时《初学记》已行，疑其雅好神仙，目其书而辄录之也。又周公谨《云烟过眼录》载赵兰坡与勤所藏有知章《古诗帖》，岂即是欤？”丰考功是个老实人，看了半天，因证据不足还是揣测的口吻，不似董香光那般洒狗血的“展卷即知。” 　
　　至于《宛陵》、《烟条》两帖亦有可论。 　
　　谢先生引詹景凤对《宛陵诗》的描述：“字大者如拳，小者径寸......以笔法圆健，字势飞动，迅疾之内，悠闲者在，豪纵之中，古雅者寓，以故落笔沉着，无张皇仓卒之气，虽大小从心，而行款斐然不乱，非功夫天至乌能？”然后以赞叹的口吻评论：“以这样的叙说来引证这一卷的风骨情采，真是如出一辙了。”唉，这是从何说起？以上话语实在玄虚不明，确定是在说《古诗四帖》这类书风？而同一人的话，因为詹氏认定《烟条诗》为赝本，是宋僧彦修的手笔，谢先生就不采信。以下谢先生又嘲讽华夏：“最可笑的是这位大鉴赏家华夏，《宛陵诗》同在他的收藏秘笈，却硬要把与《宛陵诗》同一风格的这卷《古诗四帖》定成‘六朝人书’，是非常离奇的。”且慢笑，到底华夏是收藏《宛陵诗》真迹的，谢先生却连刻本都未曾寓目，华夏说《宛陵诗》为“六朝人书”也许不准确，但可见与《古诗四帖》的风格是有一定距离的，这样似乎詹景凤叙《宛陵诗》的那些话也就不能移赠《古诗四帖》类书风了。统观詹、华两人说法，《宛陵》、《烟条》两帖到底是否张旭真迹却也大有疑问。　
　　在《宋黄山谷<诸上座>与张旭<古诗四帖>》》文中有这样的话：“如果说《古诗四帖》不是张旭而是亚栖乃至京洛间人之类的伪迹，那么，这些人都是在山谷的排斥之列，山谷又如何可能吸取他们的书势呢？......在明代为董其昌承认是张旭草书《烟条诗》，詹景凤认为是宋僧彦修的伪迹。亚栖的草书，已不可见，而彦修的草书，至今尚传有石刻，试看哪一点与《古诗四帖》的形体风规有共同之处？遑论它的艺术特性！”且不言《古诗四帖》若是宋人（启功先生断为大中祥符五年至宣和之间）所书也就谈不上山谷吸不吸取书势了，就说这《烟条诗》，与现存彦修草书不侔，而董其昌以为张旭所书；《宛陵诗》华夏认为“六朝人书”，董其昌又定为张旭真迹，我倒疑心董氏所见是否就是詹、华所见的两帖？
　 考辨张旭古诗帖，启功先生在《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一文所举的已是铁证，几无可移易。谢先生与启功先生有交往，治学范围亦复相近，启功先生的考辨文章定是见过的，然而晚年所出“增订本”仍持旧说不移，只能认为是“私其所爱”了。何出此言？原来谢稚柳先生的书风有过大的转变，早年因习画之故醉心陈老莲书，六十年代后期突然转向，倾心张旭狂草，直至晚年，爱之愈甚。而世传长史草书凤毛麟角，墨迹更是独此一件，谢老日昔揣摩，得其霑溉，自然想正其名分，不惜大费周章作一番功夫，对启功如山铁证无以措辞，只好绝口不提。这正像元稹的崔莺莺本是酒家胡女，如此名分虽不减其倾城之姿，终究不易启口，于是摇笔一变而为清河崔氏，爱之适足以诬之。 　　

 张旭其他作品赏析

1.《肚痛帖》

忽肚痛不可堪 不知是冷热所 致欲服大黄汤 冷热俱有益 如何为计 非冷哉

无款，传为唐张旭书。草书6行，共30字。

明王世贞跋云：“张长史《肚痛帖》及《千字文》数行，出鬼入神，倘恍不可测。”此《肚痛帖》仅30 字，写来洋洋洒洒一气贯之。从刻帖中可以看出，写此幅字时是蘸饱一笔一次写 数字至墨竭为止，再蘸一笔。这样做可以保持字与字之间的气贯，还可以控制笔的粗细轻重变化，使整幅作品气韵生成，产生“神虬出霄汉，夏云出嵩华”的气势。

2.《郎官厅壁记》

唐陈九言撰文，张旭书。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立，在陕西西安。《郎官石柱记》是传世最为可靠的张旭真迹，原石久佚，传世仅王世贞旧藏“宋拓孤本”，弥足珍贵，历来评价甚高。苏轼云“作字简远，如晋宋人。”，黄山谷更云：“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古今法书苑》谓：“张颠草书见于世者，其纵放奇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独楷书，精劲严重，出于自然。书一艺耳，至于极者乃能如此。其楷字概罕见于世则此序尤为可贵也。”明赵涵《石墨镌华》谓此记“笔法出欧阳率更，兼永兴，河南，虽骨力不递，而法度森严。”有赞云：“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此石宋时已有刻本。明董其昌曾刻入《戏鸿堂帖》。

3.草书《断千字文》石刻

无款，传为唐张旭书。石刻藏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4. 草书《心经》

无款，传为唐张旭书。刊于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的唐宋十二名家法书精选之张旭法书集
释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厄 舍利子 色不异空 空不异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识 亦复如是舍利子 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垢不净 不增不减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识 无眼耳鼻舌身意 无色声香味触法 无眼界 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明 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无苦集灭道 无智亦无得 以无所得故 菩提萨陲 依般若波罗蜜多故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盘 三世诸佛 依般若波罗蜜多故 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 即说咒曰 揭谛揭谛 波罗揭谛 波罗僧揭谛 菩提娑婆诃

5.《终年帖》 传为张芝之作，或为唐张旭所作

 
选自《大观帖》(故宫博物院藏李宗翰宋拓本)